古代土地制度是如何演变的？

1、先秦：

夏、商时期，土地制度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，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。

武王克商以后，采用“分封亲戚、以藩屏周”的政策，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，建立诸侯国。分封地的主权和产权是周王的，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。全国的土地与臣民，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，即所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当时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，井田制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，当时的土地制度划分为井田，井田以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主要特征。

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，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。同时，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，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。私田的出现，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，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。

春秋时期，齐国的“相地而衰征”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，鲁国的“初税亩”实行按亩收税，它们不再区分公田、私田，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。

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，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；废除井田制，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。

2、秦汉：

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，按亩纳税；当时土地兼并严重，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、赋税沉重。

西汉实行编户制度，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（编户齐民）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、徭役、兵役；

汉朝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：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，地主土地所有制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。

（1）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，国有土地，直接由国家政权掌握的土地，所有权归国家，叫做公田。

（2）地主土地所有制：地主、豪强、大官僚、富商占有的土地，其来源，有的是通过赏赐，有的是兼并，也有的是通过抢占和买卖。

（3）自耕农土地所有制：占有小块土地独立经营。

3、三国时期：

三国时期的屯田制，是国家对国有土地的一种经营方式，它由曹操率先实行，196年曹操接受枣祗、韩浩的建议，招募流亡农民在许县附近实行屯田，后实行军屯。魏末晋初，由于国家对屯田的剥削日重，屯田的分成租甚至高达八二开或者七三开。赋役越来越沉重，屯田制逐渐瓦解。晋武帝时期两次下令罢屯田官，民屯宣告废止。

4、西晋时期：

为了加强对自耕农的控制，限制土地兼并，280年西晋颁布占田制。占田制中规定的占田数额，只是允许民户自行占有，并非由国家如数进行分配，而无论占田是否达到法定指标，都要按照规定的课田亩数交纳田租。

5、隋唐：

实行均田制（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），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。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。隋朝农民年满五十，可纳绢代役。唐朝时，“租”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，“庸”指纳绢或布代役，“调”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。

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，均田制无法推行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，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，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，即两种征税标准（资产、田亩）和两个交税时间（夏、秋两季）。其意义在于：税制得到统一，保证国家财政；改变人丁为主，放松人身控制；扩大税源，增加收入，减轻负担；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。缺陷是：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；赋税转嫁农民身上；加派许多苛捐杂税。

6、宋元：

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，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，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；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。北宋“不抑兼并”，土地兼并严重；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：青苗法、募役法（纳钱代役）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。另一方面，“两税法”在实施中推行的“唯以资产为宗”“认田不认人”等做法，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，有利于佃农身份的合法化，中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7、明清：

明初，地方设布政司，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。明神宗时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：多税合一，折成银两，役银分摊，人田分担。意义：减轻农民负担，松驰依附关系；适应商品经济。

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土地管理和基层管理创新结合起来，推行了“黄册”“鱼鳞册”和里甲制度。“黄册”即户口册，“鱼鳞册”即土地册，里甲制度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，每个里甲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基层组织或合作社区，承担着赋役催征、社会教化、基层治理、行政管理等公共职能。这三大制度相互配合、相辅相成，构成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赋役制度，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高度结合的有效机制，能够实现多重目标。

明代中期后，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积重难返，百姓承受的各种徭役杂派愈益繁重，而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断降低，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。不少官员为保证国家赋役，提出了“一条鞭法”的建议，即把赋与役合并为一，丁（人口役）与粮（田租）合一，并把征集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。万历九年，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，开始在全国推行“一条鞭法”。变法后，赋役征集不再需要里甲制度，“画地为牢”社会秩序日益式微，农民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，促进了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，推动了户丁税向地亩税的过渡，以及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。

清朝初期，名义上延续了明朝的“一条鞭法”，事实上实行的是“一条鞭法”+丁银。丁银即按人丁征收税银，而不论其贫富如何，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公。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，雍正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，推行了“摊丁入亩”的改革举措，也就是把按人丁征收的税银，全部都摊入土地田赋中予以一并征收。“摊丁入亩”把之前部分按人头征收的赋税，完全改为按田亩征收，从而相当于实施了完全的地亩税，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赋役混乱的难题。

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，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，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，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。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，也是因为各朝代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。因此，奴隶社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，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，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，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，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，所拥有的对国家土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、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。